脆弱的二元人物

一只赢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,走上了险峻的山坡,一步步地往上爬,要往后退是不可能,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。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,就是这样一种感觉。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。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,使我渴望“甜蜜的”休息,以致于脑筋麻木,停止一切种种思想。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,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“心中空无所有”的情形,直到现在还是如此。

我不过三十六岁(虽然照阴历的习惯我今年是三十八岁),但是,自己觉得已经非常地衰惫,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。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索,就是一切娱乐,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。本来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,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。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,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。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,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。虽然现在肺痨的最危险期逃过了,而身体根本弄坏了,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。从一九二○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,整整十年――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志昏瞀的几天以外――我的脑筋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。在负责时期,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,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安眠,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告。这继续十几年的不休息,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衰弱的原因,然而究竟我离衰老时期还很远。这十几年的辛劳,确实算起来,也不能说怎麽了不得,而我竟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了。我是多麽脆弱,多麽不禁磨练呵!

或者,这不尽是身体本来不强壮,所谓“先天不足”的原因罢。

我虽然到了十三、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,可是我的家庭,世代是所谓“衣租食税”的绅士阶级,世代读书,也世代做官。我五、六岁的时候,我的叔祖瞿庚韶,还在湖北布政使任上。他死的时候,正署理湖北巡抚。因此,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,而我小时候,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。绅士的体面“必须”维持。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;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,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,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(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,到现在还没有还清)。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,烧过一次饭。

直到那样的时候,为着要穿长衫,在母亲死后,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,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帐。我的绅士意识――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――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。

同时,我二十一、二岁,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,理智方面是从托而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。人生观或是主义,这是一种思想方法――所谓思路;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,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。而马克思主义是什麽?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、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、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,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。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,有些这样的成分: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、避免斗争……以致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。(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――高等游民,颓废的、脆弱的、浪漫的,甚至狂妄的人物。说得实在些,是废物。我想,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地斗争,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。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,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、新的感觉方法。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。)

当我出席政治会议,我就会“就事论事”,抛开我自己的“感觉”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,决定一种政策等等。但是,我一直觉得这工作是“替别人做的”。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,都觉得很麻烦,总在急急于结束,好“回到自己那里去”休息。我每每幻想着: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,并不是为着发展什麽教育,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。在余的时候,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、文艺、小说、诗词、歌曲之类,这不是很逍遥的吗?

这种两元化的人格,我自己早已发觉――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,已经不能丝毫自欺的了;但是“八七”会议之后,我并没有公开地说出来,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来,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,以致延迟下来,隐忍着,甚至对之华(我的爱人)也只偶然露一点口风,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。没有这样的勇气。

可是真相是始终要暴露的,“二元”之中总有“一元”要取得实际上的胜利。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疲劳倦怠,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。老实说,在四中全会之后,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――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。中央怎麽说,我就怎麽说,认为我说错了,我立刻承认错误,也没有什麽心思去辩白。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,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。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,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。只因为六年的“文字因缘”,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,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下,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分数居多,而研究分析的分数较少。而且体力的衰弱也不容许我多所思索了。

体力上的感觉是: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小时以上,就觉得十分疲劳,或者过分的畸形的兴奋――无所谓的兴奋,以致于不能睡觉,脑痛……冷汗。

唉,脆弱的人呵!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吗?!我想,假定我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,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,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,“以度余年”。但是,最后也是趁早结束了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