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和马克思主义

当我开始我的社会生活的时候,正是中国的“新文化”运动的浪潮非常汹涌的时期。为着继续深入地研究俄文和俄国文学,我刚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个“马克思主义的国家”去。我那时的思想是很紊乱的:十六、七岁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,随后是宋儒语录,随后是佛经、《大乘起星信论》――直到胡适之的《哲学史大纲》、梁漱溟的《印度哲学》,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科学理论、文艺评论。在到俄国之前,固然已经读过倍倍尔的著作,《共产党宣言》之类,极少几本马克思的书籍,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根本说不上的。

而且,我很小的时候,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头:为什麽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“治国平天下”呢?个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?所以我到俄国之后,虽然因为职务的关系,时常得读些列宁他们的著作、论文、演讲,可是这不过求得对于俄国革命和国际形势的常识,并没有认真去研究。政治上一切种种主义,正是“治国平天下”的各种不同的脉案和药方。

我根本不想做“王者之师”,不想做“诸葛亮”――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――我也就不去研究了。不过,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,却比较有兴趣。

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、无政府、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,我心上就很安慰了,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、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。所不同的是手段。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,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,以致无产阶级专政――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。为着要消灭“国家”,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;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(也就是所谓的民权的社会),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。这表面上“自相矛盾”,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――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――使我很觉得有趣。我大致了解了这问题,就搁下了,专心去研究俄文,至少有大半年,我没有功夫去管什麽主义不主义。

后来,莫斯科东方大学要我当翻译,才没的办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书。谁知越到后来就越没有功夫继续研究文学,不久就喧宾夺主了。

但是,我第一次在俄国不过两年,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,这是随着东大课程上的需要看一些书。明天要译经济学上的那一段,今天晚上先看一道,作为预备。其它唯物史观哲学等等也是如此。这绝不是有系统的研究。至于第二次我到俄国(一九二八年――一九三○年),那时当着共产党的代表,每天开会,解决问题,忙个不了,更没有功夫做有系统的学术上的研究。

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:唯物论的哲学。唯物史观――阶级斗争的理论,以及经济政治学,我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。资本论――我就根本没有读过,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。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,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。

可是,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,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学的人,还少得很。因此,仅仅因此,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,就逐渐地偷到所谓“马克思主义理论家”的虚名。

其实,我对这些学问,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。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转译一下,编了一些讲义。现在看起来,是十分幼稚、错误百出的东西。现在有许多新进的青年,许多比较有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――而且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水平也提高了许多。

还有一个更重要的“误会”,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,部分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――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。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间,记得只有陈独秀、戴季陶、李汉俊几个人写过几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,可是都是无关重要的。我回国之后,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,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,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: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,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,阶级斗争的形势,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。

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,我在这方面的工作,自然,在全党同志的督促,实际斗争的反映,以及国际的领导之下,逐渐有相当的进步。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,越到后来,我的参加越少。单就我的“成绩”而论,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可明显地看见,我在当时所做的理论上的错误,共产党怎样纠正了我的错误,以及我的理论之中包含着多麽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分。

这些机会主义的成分发展起来,就形成错误的政治路线,以致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能不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。的确,到一九三○年,我虽然在国际上参加了两年的政治工作,相当得到一些新的知识,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锻炼,但是,不但不进步,自己反而觉得退步了。中国的阶级斗争早已进到了更高的阶段,对于中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形势,需要更深刻更复杂的分析,更明了的判断,而我的那点知识绝对不够,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塞维克的意识就完全暴露了。

当时,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,不但想不通,甚至不想动了。新的领导者发挥某些问题议论之后,我会感觉到松快,觉得这样解决原是最适当不过的,我当初为什麽简直想不通;但是――也有时候会觉得不了解。

此后,我勉强自己去想一切“治国平天下”的大问题的必要,已经没有了!我在十二分疲劳和吐血症复发的期间,就不再去“独立思索”了。一九三一年初,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,直到现在。从那时候起,我没有自己的思想。(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。)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,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。相反的,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,早就值得开除的,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。偶尔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,但是,立刻就停止怀疑了――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;我既然不思索了――自然也就不怀疑。

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,曾经在当时起过一些作用――好的坏的影响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,不用我自己来判断――而到了现在,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,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。

同时要说我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,也是不确的。如果要同我谈起一切种种政治问题,我除开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推论以外,却又没有什麽别的方法。事实上我这些推论又恐怕包含着许多机会主义,也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内,这是“亦未可知”的。

因此,我更不必狂然费力去思索: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,无从改变;同时,这思路却同非马克思主义的岐路交错着,再自由任意地走去,不知会跑到什麽地方去。――而最主要的是我没勇气再跑了,我根本没有精力在作政治的社会科学的思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