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艺上的异物

古今的传奇文学里,多有异物—一怪异精灵出现,在唯物的人们看来,都是些荒唐无稽的话,即使不必立刻排除,也总是了无价值的东西了。但是唯物的论断不能为文艺批评的标准,而且赏识文艺不用心神体会,却“胶柱鼓瑟”的把一切叙说的都认作真理与事实,当作历史与科学去研究他,原是自己走错了路,无怪不能得到正当的理解。传奇文学尽有他的许多缺点,但是跳出因袭轨范,自由的采用任何奇异的材料,以能达到所欲得的效力为其目的,这却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改革,文艺进化上的一块显著的里程碑。这种例证甚多,现在姑取异物中的最可怕的东西——僵尸——作为一例。

在中国小说上出现的僵尸,计有两种。一种是尸变,新死的人忽然“感了戾气”,起来作怪,常把活人弄死,所以他的性质是很凶残的。一种是普通的僵尸,据说是久殡不葬的死人所化,性质也是凶残,又常被当作旱魃,能够阻止天雨,但是一方面又有恋爱事件的传说,性质上更带了一点温暖的彩色了。中国的僵尸故事大抵很能感染恐怖的情绪,舍意义而论技工,却是成功的了;《聊斋志异》里有一则“尸变”,纪旅客独宿,为新死的旅馆子妇所袭,逃到野外,躲在一棵大树后面,互相撑拒,末后惊恐倒地,尸亦抱树而僵。我读这篇虽然已在二十多年前,那时恐怖的心情还未忘记,这可以算是一篇有力的鬼怪故事了。儿童文学里的恐怖分子,确是不甚适宜,若在平常文艺作品本来也是应有的东西,美国亚伦坡的小说含这种分子很多,便是莫泊桑也作有若干鬼怪故事,不过他们多用心理的内面描写,方法有点不同罢了。

外国的僵尸思想,可以分作南欧与北欧两派,以希腊及塞耳比亚为其代表。北派的通称凡披耳(Vampyr),从墓中出,迷魇生人,吸其血液,被吸者死复成凡披耳;又患狼狂病(Lycanthropia)者,俗以为能化狼,死后亦成僵尸,故或又混称“人狼”(Vljkcdlak),性质凶残,与中国的僵尸相似。南派的在希腊古代称亚拉思妥耳(Alastor), 在现代虽袭用斯拉夫的名称“苻吕科拉加思”(Vrykolakas,原意云人狼),但从方言“鼓状”(Tympaniaios)“张口者”(Katachanas)等名称看来,不过是不坏而能行动的尸身,虽然也是妖异而性质却是和平的,民间传说里常说他回家起居如常人,所以正是一种“活尸”罢了。他的死后重来的缘因,大抵由于精气未尽或怨恨未报,以横死或夭亡的人为多。古希腊的亚拉思妥耳的意思本是游行者,但其游行的目的大半在于追寻他的仇敌,后人便将这字解作“报复者”,因此也加上多少杀伐的气质了。希腊悲剧上常见这类的思想,如爱斯吉洛思(Aischylos)的“慈惠女神”(Eumeni-des)中最为显著,厄林奴思(Erinys)所歌 “为了你所流的血,你将使我吸你活的肢体的红汁。你自身必将为我的肉,我的酒,”即是好例。阿勒思德斯(Orestes) 为父报仇而杀其母,母之怨灵乃借手厄林奴思以图报复,在民间思想图报者本为其母的僵尸,唯以艺术的关系故代以报仇之神厄林奴思,这是希腊中和之德的一例,但恐怖仍然存在,运用民间信仰以表示正义,这可以说是爱斯吉洛思的一种特长了。近代欧洲各国亦有类似“游行者”的一种思想,易卜生的戏剧《群鬼》里便联带说及,他这篇名本是《重来者》(Gengangere),即指死而复出的僵尸,并非与肉体分离了的鬼魂,第一幕里阿尔文夫人看见儿子和使女调戏,叫道“鬼,鬼!”意思就是这个,这鬼(Ghosts)字实在当解作“从〔死人里〕回来的人们”(Revenants)。条顿族的叙事民歌 (Popular ballad)里也很多这些“重来者”,如《门子井的妻》一篇,纪死者因了母子之爱,兄弟三人同来访问他们的老母;但是因恋爱而重来的尤多,《可爱的威廉的鬼》从墓中出来,问他的情人要还他的信誓,造成一首极凄婉美艳的民歌。威廉说,“倘若死者为生人而来,我亦将为你而重来。”这死者来迎取后死的情人的趣意,便成了《色勿克的奇迹》的中心,并引起许多近代著名的诗篇,运用怪异的事情表示比死更强的爱力。在这些民歌里,表面上似乎只说鬼魂,实在都是那“游行者”一类的异物,《门子井的妻》里老母听说她的儿子死在海里了,她诅咒说,“我愿风不会停止,浪不会平静,直到我的三个儿子回到我这里来,带了〔他们的〕现世的血肉的身体”,便是很明白的证据了。

民间的习俗大抵本于精灵信仰(Animism) ,在事实上于文化发展颇有障害,但从艺术上平心静气的看去,我们能够于怪异的传说的里面瞥见人类共通的悲哀或恐怖,不是无意义的事情。科学思想可以加人文艺里去,使他发生若干变化,却决不能完全占有他,因为科学与艺术的领域是迥异的。明器里人面兽身独角有翼的守坟的异物,常识都知道是虚假的偶像,但是当作艺术,自有他的价值,不好用唯物的判断去论定的。文艺上的异物思想也正是如此。我想各人在文艺上不妨各有他的一种主张,但是同时不可不有宽阔的心胸与理解的精神去赏鉴一切的作品,庶几能够贯通,了解文艺的真意。安特来夫在《七个绞死者的故事》的序上说的好,“我们的不幸,便是大家对于别人的心灵生命苦痛习惯意向愿望,都很少理解,而且几于全无。我是治文学的,我之所以觉得文学可尊者,便因其最高上的功业是拭去一切的界限与距离。”

1922年4月16日刊《晨报副镌》,原署名仲密。